嫁给诗人,她毁了

来源:人气:103更新:2023-04-15 12:30:31

1979年夏天,顾城坐上那趟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硬座火车,遇到了谢烨。

他们的座位紧挨着。

到了南京站,有人占了谢烨的座位,她没有讲话,顺势站到了顾城的旁边。谢烨脖子后面的头发随风飘动,这让他感到紧张、羞涩。

顾城拿出笔开始画画,画了对面的老人和孩子、一对夫妇、坐在他对面的化工厂青年,唯独没有画谢烨。他觉得这个女孩过于耀眼,使他的目光无法平静停留。

顾城画了一路的速写,谢烨就看了一路。在谢烨要下车时,顾城塞给她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他在北京的住址。

在火车上,陌生男女互留地址是常常发生的事情,可是很少有人会真的去寻找。

但是,谢烨去找顾城了。

她的命运,因此发生巨变。

这个女子不放过偶然性,之后进入人生的必然。

后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,顾城与谢烨的结局,发生在那个不平静的秋天。

前段时间,一位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,无意间发现在自己的上司,是顾城的儿子木耳。

他完全不会中文,会写代码,不写诗、也不读诗,从不提及自己的父母。

母亲谢烨曾在生前,为儿子写过一首诗。

“有一天,我要带你回家,给你尝一百岁外婆做的白酒瓜丁,带你看灯影湿润的江南水乡,看捉蟹的小灯在湖面闪烁,划一只小船……”

这天,没有到来。

顾城曾在自己遗书中的结尾,写道:“木耳,愿你别太像我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,顾城与北岛、舒婷、江河、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。在圈内人看来,其中年龄最小的顾城,是最有天赋的,8岁就能写诗。

1956年9月,顾城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顾工是军旅记者,之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成为纪实文学小说家、诗人。

也许是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,顾城从小爱读文学作品,但是性格孤僻。

小时候的顾城(中间男孩)与父母、姐姐顾乡

上幼儿园时,别的小孩都成群结队一起玩耍,只有顾城一个人蹲在树边看蚂蚁搬家,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,他不喜欢和很多人围在一起的感觉。

他喜欢一个人呆在房间,隔着床对着墙讲故事。他尊敬书,手洗干净时候才去翻,从不把书掀到180度。

顾城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一门科学——昆虫分类学,野蜂、各种图案的瓢虫、法布尔的论述……很符合童年时期他的志趣。

他心里升起了幸福的美感,且第一次想到了信仰。

小时候的顾城与父亲、姐姐

1969年,文革来了,顾城与姐姐顾乡跟随父母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的部队农场。

顾城辍学了,由父亲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导,因此失去了集体生活的顾城,也彻底丧失了与外界沟通的方式,没有了社会属性。

他喜欢这样独来独往的童年,不用与人打交道,这就像是在异乡搭建的一个城堡。

在山东的火道村,顾城养猪、放羊、看天、过着辛苦的劳作生活,和他原本想象的田园生活大相径庭,出现在眼前的是土墙、荒滩、盐池。

少年时期的顾城,摄于山东火道村

那个陌生荒凉的农村,将顾城改造成了养猪与拾柴的爱好者,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

安静的村子,为他诗歌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,十几岁的顾城在这个名为火道村的地方灵感爆发,海滩、空旷的田地、河流……

15岁那年,他就写出《生命幻想曲》那样的新诗:

“把我的幻影和梦

放在狭长的贝壳里

柳枝编成的船篷,

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

拉紧桅绳

风吹起晨雾的帆

我开航了……”

少年时期的顾城,摄于山东火道村

他写诗的天赋,开始显露,但是父亲顾工却担心起儿子的身心健康。

在下放到山东村庄的那几年,顾工会与儿子对诗,但渐渐地,他读不懂自己孩子写的诗了,甚至越读心里越害怕。

有次父子两人坐在嘉陵江边聊天,顾工开始回忆自己当年做军旅记者的时光,顾城没听,没一会写了一首叫《结束》的诗:

“一瞬间——崩坍停止了

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

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

多少秀美的绿树,被痛苦扭弯了身躯,在把勇士哭抚

砍缺的月亮,被上帝藏进浓雾,一切已经结束”

父亲顾工看完后,心里发冷,他不知道儿子为何会写出如此带有血色的诗歌。

他也试图让顾城变得阳光,但是失败了。

顾城

顾城的诗,像是一个孩童的世界,天真、无暇,阻隔了外界的嘈杂与世故。

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堡里,住的就是他本人。

他坚决拒绝长大。

1974年,18岁的顾城离开山东火道村,回到熟悉的北京。他写诗的才华,在这个时期开始崭露锋芒,也受到了关注。

顾城开始学习画画,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。

期间,他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、借调编辑,在《北京文艺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报刊发表过作品。

顾城

1977年,顾城在《蒲公英》上发表诗歌,引起剧烈反响,之后与江河、北岛、舒婷、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。

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,我想涂去一切不幸,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,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。”

这首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被当时的诗歌界视为天才之作。顾城似乎找到了造物主的感觉,他亲手打造了一座没有瑕疵的“童话之城”。

那代人经历了文革,失去太多。顾城的诗让他们在黑夜中看见了一丝光明,可鲜少有人觉察到这种所谓的美好,内核是创伤。

顾城写的诗,聚焦于自然中美好的一切,那是他虚构的童话世界,单纯中又隐藏着某种深渊。

顾城

与顾城童心的诗人属性不同,北岛的诗里有对现实与秩序的反抗,那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。
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

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

看吧,在那镀金的天空中

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

告诉你吧世界,我不相信”

在余痛未散的年代,一首《回答》叩问着那个年代人们的神经,那是北岛对暴力世界的怀疑与痛斥。

北岛

在很多北岛读者的内心,他从不只是诗人的单一形象,更是一位文学思想的斗士。

在正式写诗前,北岛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,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海、灯塔、岛屿、船只的意象。

在好友芒克回到北京后,两人共同创办文学刊物《今天》。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,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,每个月领6元钱工资。

北岛是民国生人,芒克是新中国生人。

两代人,就差一岁。

年轻时的芒克与北岛

除了《回答》,还有《一切》《宣告》等,北岛的诗是在特殊时代成长的一代人,共同的失落与怀疑。

之后,北岛流浪国外,他背着行囊辗转于7个国家。

诗人逐渐失语,词的流亡开始了。

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母语写作的人来说,母语是唯一的现实。

自蹒跚学步起,北岛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他离开家乡,外加时代推波助澜,让他越走越远,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。

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,他只想做一个人。

顾城的绝望隐匿在自己的背面,北岛的失望赤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。

左二为顾城,右一为北岛

在那个诗意与热烈迸发的年代,舒婷是为数不多的女诗人,她的诗歌大多是写爱情的。

其中在1979年那首发表在《诗刊》第4期的《致橡树》,是她的处女作,也是她流传甚广的一首诗歌。

“每一阵风吹过,我们都互相致意

但没有人,听懂我们的言语”

在舒婷自己的内心,这并非只是一首爱情诗。她用木棉与橡树的独白,实则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比肩而立、各自独立又深情相对的爱情观。

舒婷

那时,人们都羞耻于谈论爱情。

爱情被妖魔化,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,舒婷在自己的诗歌里,勇敢地表达了爱情是共存又独立的命运。

这样一个女子,后来恋爱、结婚生子,进入到一种安逸的生活中。

舒婷曾说:“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,工作,丈夫和孩子。而顾城比我更诗人,他不甘委屈,就算饿肚子,也不能忍受红尘。”

老派思维的学者不接受“朦胧派诗人”的作品,但当时很多先锋评论家,将朦胧诗视为中国文学诗歌的新风向。

从北岛的《回答》到顾城的《一代人》,再到舒婷的《致橡树》,这几首“朦胧派诗人”的代表作,与当时青年的主体意识一起觉醒。

由左到右:顾城、舒婷、谢烨、北岛

顾城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,总是头戴一顶筒状的帽子,值得一提的是,他的帽子没有帽顶。

芒克说:

“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做成的帽子,出现在各种场合。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,我觉得晦气,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,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。”

顾城将自己的帽子视为自己的古堡,自己的家,可以让自己随时从家里往外看,同时也是他与外面世界的辩解,戴着帽子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。

顾城

他与自己的帽子形影不离,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帽子,顾城决不出门。

那顶用裤筒做的帽子下面,是他那双黑色的眼睛,深到如一潭湖水,里面的阴郁就快要溢出来。

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

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

1979年,23岁的顾城凭着《一代人》,在中国现代诗歌界一举成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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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城朗诵《一代人》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

也是在这年,顾城与谢烨在火车上相遇。

在那趟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,爱情与悲剧一起到来。

顾城与谢烨在这趟普通的硬座车厢里,发生了不普通的故事,命运也发生改变。

他们的座位紧挨着。

谢烨与顾城

到了南京站,有人占了谢烨的座位,她没有讲话,顺势站到了顾城的旁边。谢烨脖子后面的头发随风飘动,这让他感到紧张、羞涩。

顾城为了掩盖自己的紧张,就同旁边的人讲话,“我和别人说话,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、一片清凉的树”。

他拿出画笔开始画画,画了对面的老人和孩子、一对夫妇、坐在他对面的化工厂青年,唯独没有画谢烨。

他觉得这个女孩过于耀眼,使他的目光无法平静停留。

谢烨

他画了一路的速写,谢烨就看了一路。

顾城的画,画得不错。那个年代星星派的很多朦胧派诗人,都是美术背景,芒克便是如此。

晚上的列车,大家都睡了,顾城与谢烨开始聊诗歌、文学、电影、小时候的事情,相谈甚欢。

他们从深夜聊到了清晨,太阳在海面上明晃晃地升起来,顾城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正在失去。

在谢烨要下车时,顾城塞给她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他在北京的住址。

那年,他23岁,她21岁。

顾城与谢烨

命运注定让这对年轻男女的缘分,不止于火车上的邂逅,谢烨去找顾城了。

这个女子不放过偶然性,之后进入人生的必然。

谢烨说:“这是命运,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,但命运是漫长的。”

两人开始互相写信,在信里,顾城用自己的诗句表达爱意,“太阳落山的时候,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,像你的名字”。

很快,顾城为了追求谢烨,来到她所在的城市上海,在长宁区武夷路的普通居民楼买下一所很小的房子,以表诚心。

那个小屋,承载着两人温馨的爱情。

谢烨与顾城

周中的晚上,顾城会在谢烨快要放学的时候,赶到徐汇区天钥路的学校门口接女朋友,再送她回家。

那个年代,感情是羞于表达的,谢烨不想让同学知道自己恋爱了,所以顾城只能在离学校稍远一些的路口等她,他为此还写过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感受,“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”。

谢烨的父母不同意女儿与顾城交往,顾城就搬了一个木箱子,在她家门口坐着,晚上索性躺在箱子上睡觉。

谢家父母觉得顾城性情古怪,他会因为打不到车就将手里的钱撕烂,并且不是一个能给女儿安稳家庭的男人,要求他去精神医院做检查。

为了能顺利与谢烨在一起,他隐忍着内心的愤怒,去了精神病院,与医生聊了一下午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,精神科医生都为之震撼,最终结果显示精神正常。

谢烨说:“如果没有遇见顾城,我的人生将是傻乎乎地念书、挣钱、长级,嫁现实条件好的男人。”

彼时的她,还没有预料到自己的选择,是致命的。

顾城与谢烨,肖全摄于成都

恋爱与女人,让顾城灵感四射,那首《门前》词句平淡却让人心生向往。

“我多么希望,有一个门口

早晨,阳光照在草上

我们站着

扶着自己的门扇

门很低,但太阳是明亮的

草在结它的种子

风在摇它的叶子

我们站着,不说话

就十分美好”

1983年8月5日,在顾城对谢烨的百般追求下,两人在上海结婚。

恋爱四年走进婚姻,顾城找到一个可以视为妻子、母亲、保姆的人,谢烨则嫁给了自己的幻象爱情与悲剧造就者。

刚步入婚姻之际,两人是甜蜜的,他们没有钱却很快乐。

当顾城收到150块的稿费时,就会牵着谢烨的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,到银行存钱,再每天从银行取10块钱买菜。

顾城与谢烨

婚后的幸福,没有持续多久。

他是外界眼中的“童话诗人”,也是现实中无情的丈夫。

顾城没有工作,还要求妻子谢烨辞职,陪在他的身边。谢烨往往下班回到家,见到的场景都是异常混乱的,热水瓶瓶胆碎一地,白墙上都是墨汁点……

最后没有办法,谢烨辞去了工作,也没能继续读书,待在家里给顾城当私人秘书与保姆,她包容丈夫的一切。

在生活上,顾城完全不能自理,需要妻子谢烨的全方位照顾。

他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距离,对自我非常偏执。

顾城

生活的重担,全部落在谢烨一个人身上。本也是文人的她做饭、洗衣、帮他抄稿、改错别字,当外文翻译……

顾城甚至不让谢烨化妆、佩戴首饰,有次见妻子穿着泳衣在游泳,他大发雷霆。

他们的儿子桑木耳到来后,顾城没有欣喜万分,反而觉得孩子抢走了自己的爱,也有意将其阻隔于文明世界。

小孩子会哭闹,顾城觉得他的到来,影响了自己的创作,甚至一脚将自己的儿子从沙发上踢到地上。

有次,谢烨外出打工,提前做好了奶糕放在桌上,嘱托顾城到了晚饭时间,喂给木耳吃。

谁知回来后,孩子饿得不停哭,奶糕被顾城自己吃掉了。

顾城与儿子木耳

谢烨苦不堪言,为了保护儿子,只能将孩子寄养在一个老妇人家中。

在这段婚姻中,她扮演了太多的角色,舒婷不止一次看见她掉眼泪,“没有人能帮我”。

如果爱一个人爱到失去自我,结局注定会是悲剧。

这种畸形婚姻的关系,很快要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加入,而走向毁灭。

1986年12月,为了庆祝《星星》创刊30周年,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“中国·星星诗歌节”。

北岛、顾城、谢烨、舒婷……朦胧诗派的诗人们纷纷前来,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,也是最后一次。

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,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,他们的青春与脸留在那一刻。

由左到右:舒婷、北岛、谢烨、顾城、李刚、傅天琳

星星诗歌节结束,大家游览望江公园

同年,顾城与谢烨在北京参加诗歌研讨会,遇到了让他们走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女人——李英。

李英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学生,仰慕顾城已久,在北京诗会上,“朦胧派诗人”被批判得体无完肤,顾城也没能逃脱。

当时李英力挺顾城,“顾城的诗像进殿堂朝圣一样,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”。

李英

在顾城与谢烨即将出国前,李英流着泪向已有家室的顾城表白,声泪俱下,从午后倾诉到夜幕降临。

听完这番表白后,顾城当着谢烨的面,对李英说:“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,我们太像了。谢烨不一样,谢烨是我造就的。”

妻子谢烨就坐在一旁翻看杂志,一言不发。

1988年,以西川、韩东为代表的“第三代诗人”开始走上舞台。

北岛、顾城等“朦胧派诗人”眼看就要被“第三代诗人”取代,32岁的顾城远赴新西兰,讲授中国古典文学,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。

顾城与妻子谢烨移居新西兰一个孤岛——激流岛。

他太喜欢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,并准备建立自己的“新城堡”。

顾城、谢烨与国外的朋友

在异国他乡,顾城与谢烨的日子过得拮据。顾城什么都不管,谢烨一个人靠养鸡、卖鸡蛋维持生计。

有次好友舒婷去看望他们,三个人到旅馆吃饭,点的食物很少,最后顾城把舒婷吃剩的面包片都吃了。

旅馆的早餐是免费的,顾城每天早上吃五六块蛋糕,就去创作,睡到下午4点起来去吃晚饭。他们日子过得节省,连一碗带肉的海鲜面都不舍得吃。

由左到右:谢烨、顾城、舒婷

在现代社会试图过原始生活,是奢侈又艰难的。

顾城拒绝学习英语,也不会开车,谢烨便又多了两个角色:做他的翻译、司机。

在这期间,李英与顾城不断写信,赤裸直接。

顾城就像当年给谢烨写情诗那般,向这个年轻、崇拜自己的姑娘表达爱意,“我一直在想你,想着你的人,也想着你的身体”。

1990年,谢烨帮李英把来新西兰的机票买好,并办理好所有手续。

来到激流岛后,李英与顾城不顾伦理道德,谈起了恋爱,谢烨对这一切都是默许的态度。

顾城曾说过自己的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间的女儿国,而他就是这王国中唯一的男人。

这“一夫二妻”的荒诞生活,在中国文坛开始流传,大家觉得匪夷所思。当然,这种平衡很快就被打破,并伴随着危险。

在新西兰激流岛,由左到右:谢烨、顾城、李英

1992年3月,顾城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基金会的邀请,他带着谢烨远赴德国参加文学活动。

出发前,顾城让李英在家里等他们回来。

李英不是谢烨,不愿当顾城的保姆,也忍受不了寂寞,于是她离开了激流岛,为了拿到绿卡,与一个大自己近30岁的英国人结婚到了悉尼。

从德国回来后,得知李英不辞而别,顾城非常抓狂,发疯似地寻找,几次想自杀,都被谢烨救下。

后来,李英说当时如果自己没有离开激流岛,死的就是她。

由左到右:顾城、谢烨、李英、文昕

谢烨看丈夫痛不欲生,也很心疼,于是建议他写一本书,记录李英的故事。

谁知顾城写的《英儿》,将这个“第三者”过度美化,甚至有大篇幅的章节,写的是两人的亲密体验。

顾城不会英文,就口述文字,由谢烨翻译、打字成稿,听丈夫讲与其他女人的亲密过程,谢烨非常痛苦。

这次,她彻底伤心了,谢烨的“圣母心”在这一刻被击碎。

1992年冬天的巴黎,冷到刺骨,顾城与谢烨到巴黎参加一场诗歌研讨会。

结束后,他们找北岛与钟文吃饭。

当时钟文印象深刻的是,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,顾城与谢烨看起来仿佛是两个陌生人,完全不像是夫妻。

由左到右:北岛、谢烨、李刚、傅天琳、舒婷、顾城

顾城只埋头吃饭,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一点精神,谢烨则是满脸的落寞,老了很多,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委屈。

饭后,谢烨找钟文诉苦,倾诉她与顾城在生活中有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,他没有任何生活能力,性格暴怒无常。

钟文安慰谢烨:

“小谢,你当初嫁给他时,就应该知道,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大孩子,永远不会长大,生理上会长大,但心理上不会长大,所以才能写诗。”

谢烨很无奈,只说了句:“我正在想一条出路,走出现在的生活状态。”

这句话已经预示着她就快要离开顾城。

那顿在巴黎的午餐,是钟文与北岛最后一次见到顾城、谢烨。

左二为顾城、左三为谢烨、右二为王安忆

在谢烨对生活无望的时候,她在德国遇到一个名叫大鱼的追求者,妥帖成熟,有着普通人对生活的热情与对爱情的尊重。

谢烨提出离婚,要去接上离开自己许久的儿子木耳远走他乡,顾城瞬间暴怒:“我把刀给你们,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。”

发怒之后,他又开始挽留谢烨,还说要把儿子接回家,但谢烨的心早已冷透:

“一切都已经晚了。”

谢烨与儿子木耳

天才不受控制,就变成了疯子。

顾城性情越来越古怪,甚至开始家暴妻子,谢烨被折磨得疲惫消瘦,有次差点被他掐死,直到邻居报警,才结束这场闹剧。

谢烨给国内的母亲写的最后一封信里,写道:“太累了,我真的太累了,要撑不下去了。我是一个好人,应该有好报。”

1993年10月8日,新西兰的激流岛阳光和煦,海水平静,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。

这天,是顾城也是谢烨生命的最后一天。

顾城举起斧头,砍向了与他相爱14年的妻子谢烨。随后,他给姐姐顾乡打去电话:“我把谢烨打了。”

彼时两人的感情已是支离破碎,亲人朋友们都很担心,但从未想过,会发生这等惨剧。

等顾乡赶到现场时,发现谢烨满脸是血,躺在草地上,而顾城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。

之后,谢烨在医院抢救无效。

写出无数纯真诗歌的诗人,在那一瞬间成为杀人恶魔。

顾城与谢烨

谢烨在生前,曾写过这样一首叫做《我不相信,我相信》的诗:

“当我离去的时候,我们相信你能微笑,能用愉快的眼睛,去看鸽子。能在那条小路上跳舞,一边想入非非地设计着未来,我相信我是幸福的,甚至幸福得不能呼吸。不能回答你的询问,我待得太久,已变成一片山谷……”

她没有想到,自己的生命在35岁这年戛然而止。

离去前,谢烨没有愉快的眼睛,没有幸福,她身心巨痛,静静看着自己的鲜血流满地,直到死亡。

顾城杀妻后自缢的消息,很快传到了国内,公众感到惊愕,两位80年代的朦胧派诗人,就这样离去了,因为一个人的极端。

但不久后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这位“杀人凶手”,大肆宣扬顾城的天才本质与诗意。

当顾城举起斧头的时候,任何落在他身上的才华都已经不再重要,他只剩下一个身份——屠夫。

谢烨的母亲,陷入到巨大的悲恸中,久久无法走出失去女儿的噩耗中。

“诗人首先是人,其次才是诗人。我想不通,难道一个人很有才华,他就可以逃避别人对他杀人的指责吗?”

在激流岛的顾城

公众用所谓的诗性与天才字眼,为顾城的杀人事实开脱,可是每句为他残暴行为开脱的话,都如针般扎在谢烨母亲的心口。

回看相识之初,顾城写给谢烨的一首情诗,不免让人心里发凉。

“我说咱们走吧,你说怎么走呢,我摘下一根草茎,在你手心写一个迷,一个永远猜不到的迷,没有谜底。你还在问怎么走呢?一本正经的。庄稼已经移动了,我们已经在走了,你还想问吗?”

如果谢烨1979年没有在火车上遇到顾城,她会和一个普通男人结婚生子。

那样一个关心集体、关爱身边人的她,会过着幸福平凡的生活。

但是,命运让她注定遇到顾城。

顾城与谢烨,肖全摄

新西兰激流岛这样一个落脚之地,如果不是以如此惨烈的事故为结局,将会是美好的童话。

其实有些事情在最初就隐藏着巨大的危机,沙上城堡本就抵挡不住虚幻的现实生活。

回望顾城短暂的一生,他一直在拒绝进入成人世界。那些看似纯真孩童般的诗歌,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是危机四伏的。

他是一个终生没有走出自己“童话城堡”的人,拒绝成长是他一切悲剧的来源。

在天才与疯子中间,只有一步之遥。

但顾城至死不愿走过去。

在激流岛的顾城,背着儿子木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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